出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Sebastián Fest，自1996年就开始了网球巡回赛的报道工作，作为西语系的记者，他见证了纳达尔整个网球生涯的发展，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第一次接触，到2022年法网见证西班牙人夺得第22座大满贯冠军，再到如今职业生涯行将落幕……
上个周四，Sebastián Fest向纳达尔致敬的新书《谢谢——拉斐尔·纳达尔的网球遗产》正式发售，这本书主要记录了他从业将近30年以来与纳达尔的各种采访和对话，探讨了红土之王在球场内外的网球人生。
Sebastián Fest采访了纳达尔的对手、亲友以及教练团队的成员，剖析了西班牙人从天才少年到网坛传奇的成功之路，分析了他为网球运动和西班牙体坛做出的伟大贡献，正是基于这些原因，我们要对他说一声：“谢谢你，拉法。”
至于为什么选择“谢谢（GRACIAS）”作为新书的名称，Sebastián Fest通过超过3700字的序言，给出了最好的说明，以下是他新书的序言全文。
（非常感谢Vamos Rafa三群豆粉豆喳dzrafaaa带来的辛苦编译）
房间的墙壁洁白得有些刺眼，空气里弥漫着油漆未干的味道。我独自一人，等待着一个我见过很多次，但在此之前从未说过线日，正值雅典奥运会期间，卡洛斯-莫亚几乎是和一位神童——拉斐尔-纳达尔——前后脚开门进来的。
1999年3月，在1998年法网夺冠的几个月之后，莫亚曾连续两周排名世界第一，我们彼此很熟悉：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巡回赛场上关注他，并为当时工作的德新社撰写关于他的报道。
1995年，我亲眼目睹莫亚赢得了他的第一座 ATP冠军头衔，那是在我的家乡布宜诺斯艾利斯。那时基本上没有人认识他，但之后也没有人会忘记他：莫亚被阿根廷人接纳了，在这个民族和国家里，他总是感觉到很自在。
现在，年轻的纳达尔面临着与九年前的莫亚相似的时刻，他刚刚在波兰的索波特赢得了他的第一个重要冠军头衔。纳达尔很尊敬前辈，莫亚是他的导师、对手和教练，除此之外，莫亚也一直是他的朋友。纳达尔表情严肃，目光炯炯，话不多，但听得很认真。
“对我来说，能在奥运会，也包括单打比赛中争取好成绩，是一个目标。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西班牙网球的竞争很激烈，我很难排进前四，嗯，这就是事实。”
在几乎二十年后，纳达尔这样的一句话依旧令人动容。不过那时他刚刚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双打比赛中与莫亚一起首轮出局。
当时人们无法想象这位马洛卡人在未来将取得的一切成就，但很明显，他的身上有些特别的东西，一个非常特别的人。
年轻的纳达尔，带着初露头角的羞涩，常常低头看着脚下。然而，一旦他的脚步踏上球场，所有的羞怯瞬间烟消云散。
不到三年后，他已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人。当我们在2008年3月的一个下午，在迪拜航空俱乐部的咖啡厅相遇时，他在半分钟内轻松地组建了他心中的当下最佳足球队。他展现出了对足球的深刻理解，在最初将罗比尼奥安排在右边锋位置后，他又更改了主意，改成了另一个名字：梅西。
那时罗比尼奥效力于皇家马德里，而梅西则在巴塞罗那，但这从来不会影响到纳达尔的看法。他虽然也有自己的球迷狂热时刻，但对足球的深刻理解，超越了主队球衣的颜色。事实上，他踢球也非常出色；只需在YouTube上稍作搜索，就能欣赏到他年轻时的一些进球和精彩瞬间，那时他还能够自由地享受踢球的乐趣。
在马纳科尔那个见证了他作为网球运动员成长的地方俱乐部里，或者在马洛卡岛克里斯托港的家庭餐厅里，纳达尔在聊天时已显得更为成熟。在迈阿密洲际酒店的大堂里，他也曾情绪低落，睡意全无；在巴黎大师赛寒冷灰暗的球员休息室里，他与女友并肩闪耀，神采飞扬；在阿卡普尔科公主酒店郁郁葱葱的室外，他在繁茂景致里悠然自得；而在蒙特卡洛乡村俱乐部的他，看起来严肃且疲惫，我们聊着天，眼神迷失在地中海的波澜中。
在西班牙生活了十八年之后，我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，成为了《国家报》的体育编辑。生活总是充满变数：我本应作为德新社记者前往华盛顿，但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的计划改变了。2015年1月，我确信自己的新闻报道领域，很快就会聚焦于白宫而不是罗兰加洛斯，于是我在2015年报道完澳网后向纳达尔一家解释说，我将告别网球行业，至少是结束之前那种密集跟踪报道的模式。托尼-纳达尔对我从顶级体育界到顶级政界的转变着实感到震惊，他专门来跟我真诚地聊了一次，不久之后，我收到了一份难以置信的礼物：纳达尔的球拍。此后四年我从未碰过它，因为在我看来，我的网球水平与纳达尔的球拍联系在一起，实在是一种亵渎。
五个月之后，前往华盛顿的计划暂时搁置，我参加了纳达尔的温网赛后新闻发布会，他刚刚在首轮轻松战胜了巴西选手托马斯-贝鲁奇。
在那之前的一个月，我的书《SIN RED》出版了，我在书中详细分析了纳达尔和费德勒之间的对抗，这是男子网球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对决。
新闻发布会结束后，纳达尔从球员们通常发言的桌子后面走出来，走到我的座位前向我问好，这让在场的几位英语国家的同事感觉到很惊讶。他知道我又搬回布宜诺斯艾利斯了，他友好地问候着我的新生活。
七年后，2022年11月的布宜诺斯艾利斯，纳达尔还沉浸在喜悦之中。初为人父的他来到阿根廷，与挪威选手卡斯珀-鲁德进行一场表演赛。当我等待着与这位刚结束精彩赛季的北欧选手坐下来交谈时，一个声音在我身后响起，猛地钻进我的耳朵。
那是纳达尔的声音。由于伤病和疫情，我们已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，而这种既热情又带点戏谑的方式，非常符合纳达尔的风格，带有他的独特印记。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问候方式，无需多言。
我很幸运，能够用西班牙语与纳达尔交谈，这是我们共同的母语，也能用德语与费德勒交谈，这是罗杰的母语。从这些对话中产生的细微差别，在用英语（网球世界的通用语言）进行的对话中往往会缺失点儿感觉。但在这本书中，情况并非如此。
这可能不是我能说的最机智或最温暖的一句话，我本可以说一些更有内涵的话。但当时是凌晨一点半，在纽约皇后区的黑暗停车场里，我坐在一辆白色面包车的中间排座位上，过去几个小时的兴奋和紧张令我的身体疲惫不堪，也影响了我的思维敏捷度。在那个夏末的纽约夜晚，露天停车场的光线非常暗淡，若不是和他一起上了车，我根本不清楚自己在和谁交谈。在相邻的一排座椅上，我几乎看不清他的脸。
尽管我已报道了三十年的大型赛事，但这些高水平竞技体育的细节依然让我感到震撼：在胜利（或失败）的那一刻，光芒万丈，甚至有些刺眼，成千上万的现场观众，上亿或数十亿的电视观众，所有人都在注视着那位闪耀之星。但在此之前或之后，那位明星却独自身处黑暗之中。这确实是他的处境，几乎孤身一人。“谢谢，谢谢”，他的回应从座椅头枕的缝隙里滑落，那头枕仿佛成了我们之间的“边界”，让我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。
于是我们最终选择了沉默，任何一个人都试图整理过去几小时的情绪漩涡——他的心情是无与伦比的夺冠喜悦，我的则纯粹是出于记者的角度——我尊重这位刚刚经历了四小时的硬地鏖战、一场冗长的新闻发布会、又接受了多位记者单独采访的年轻人，他已高强度运转超过十二个小时。此外，再加上我总是给自己设定的一个界限：与故事主角保持一种疏远的亲近——太远了你会感到冷漠，但太近了你会被“灼烧”。
在面包车里与他共处的那短短一分钟里，我享受到了几乎所有人都羡慕的特权：我与纳达尔独处，这个刚刚赢得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男人，这个已经捧齐四大满贯奖杯的头号球星，他成为了与弗雷德-佩里、罗德-拉沃尔、唐纳德-巴吉、罗伊-埃默森、安德烈-阿加西和罗杰-费德勒等人齐名的传奇人物。随后，诺瓦克-德约科维奇也加入了这个队伍。
我为什么会和纳达尔一起？面包车成为了他那晚最后一次采访的场地，这个地点既不寻常又非常理想，因为当我们穿过空旷的高速公路，驶向宁静的曼哈顿时，我们俩都变得很健谈、充满了许多活力，纳达尔给了我他最好的一次采访。如果说一次好的采访需要一个好的采访者，也需要一个愿意配合的被采访者，那么那一晚纳达尔就是最理想的对象。他的配合程度之高，甚至主动消除了我们之间有的障碍，于是我把我的录音设备从头枕的一侧塞了过去。“要我举着它吗？这样会更方便。”
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，那辆白色面包车穿过漆黑的夜幕，这位已经是史上最伟大网球运动员之一的人将录音设备举到嘴边，我们谈论了木质球拍、看到海底时对大海的恐惧，还有是不是有可能“讨厌”网球等话题，一群不同寻常的听众保持着绝对的静默——他的父亲、女友、经纪人、新闻官、耐克公司代表和理疗师等人——在黑暗里倾听着。
最后，在他们把我送到酒店之前，我们聊到了足球。毕竟，两个月前，纳达尔和我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足球城体育场——他是球迷，而我在工作——西班牙队在那里赢得了历史上的第一座世界杯冠军。而几天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一场友谊赛中，我的祖国阿根廷队出人意料地以4-1的比分大胜西班牙。“友谊赛的世界冠军”，纳达尔开玩笑地说，引得大家都笑了。这倒不是一个坏形容，尤其是来自一个对足球了解颇深的人，不过这个笑线年卡塔尔世界杯就过期了。两分钟后，纳达尔一家在纽约第二大道和五十街的交叉口把我放下，离我的酒店只有二十米。
在这座美国的标志性城市里，黎明时分的街道空空荡荡。在这一个国家，但凡涉及体育，统计数字几乎无所不包，似乎一切都能被量化。这样的情况经常导致体育报道堆砌数据，而灵魂、情感和生命的火花稀缺，但体育的真谛正在于此。
但美国人忽视了一项统计数字，他们错过了衡量一个奇怪又新颖的现象的机会——“感谢机器”。
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夸张，但事实却是：在体育史上，基本上没有人比纳达尔说“谢谢”的次数更多。
感谢观众，感谢组织者，感谢对手，感谢球童，感谢记者，感谢司机，感谢餐厅员工，感谢空姐，感谢酒店员工。
在超过二十年的公众曝光中，纳达尔一次、十次、一百次，乃至无数次地说出这个词。
“感谢”是一个美丽的词语，因为它不仅向接受者传递了许多信息，更深刻地传达了说话者的心声。正因如此，我选择了这个词来命名这本书。